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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一部分。据参加过教育部组织的相关专题调研的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,这一部分已经讨论过多次,几次成文,多次修改,是讨论最深入、情况最复杂、耗时最长的一部分内容。对于民间的一些建议,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,只是家长从自身情况考虑,有些简单,其实涉及各个地方的社会管理、教育投入、土地征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。地方政府担心的是,一旦放开高考政策,会给当地带来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,并造成较大的人口压力。其中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资源集中城市最为突出。以北京为例,近几年,北京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,但是从2013年开始,由于“金猪宝宝”、“奥运宝宝”等2007年、2008年出生的婴儿进入学龄阶段,入学人数将大量增加,据初步测算,2014年北京市将有18万人入学(2009年只有7.2万人),那么这些孩子之后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加大投入。有人提出,等这批孩子考大学时,北京的录取率还有没有目前这么高,就是一个未知数了。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看来,关于非户籍子女在居住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发布过于迟缓,潜在的原因是各地的资源与人口的矛盾。异地高考不仅是在什么地方考试的问题,而是与考试制度、录取方式密切相关。而目前整个高考改革方案都处于停滞状态。2011年7月5日,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曾有一份《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出台,提出,“户口在外省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只要高中三年学籍注册在湖北,均可在湖北省内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。将从2009年秋季入学、2012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实行。”可是,当年10月26日,湖北省发布有关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通知,报名条件仍为“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”,外省籍学生仍无法在2012年实现异地高考。也有人提出,如果恢复高考统一命题,异地高考就会名存实亡。早在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向社会征询意见时,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组织专家学者,多次讨论,起草了一份《民间高考改革方案》。其中,以“受教育者的权利”为出发点,提出构建新的考试与招生制度,尤其注重促进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,保障促进教育公平,切实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等基本价值取向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要以扩大考生的选择权、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为核心,建立以统一考试为基础的多轨道、多样化的考试制度和录取制度,实现考生自主选择考试、自主选择学校、多次录取机会。即:“统一考试,分层多轨,自主招生,多次录取,公平公正”。但是“统一考试”并不可行。目前已经16个省份进行自主命题,其中一部分省份由于自身力量问题,难以保证持续的高质量,明确表示愿意回归统一考试。可是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自主命题多年,强调多样性和特色,不愿回归统一命题。异地高考门槛有多高,如何防止投机?在北京,当教育部对异地高考明确表态以后,一方面是备受折磨的非京籍家长看到一丝曙光,一方面是一些北京户籍家长担心自己孩子的竞争会加剧,有些网上讨论甚至言词激烈。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、高校招生计划指标投放不均,全国各省(区、市)有高考分数“高地”“低地”之分。一些以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为首的大城市,因为高等教育资源集中,历年来考生录取率较高。而一些人口较少、录取率较高的西部省份也严防“高考移民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许多人担心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出台,会引发很多“投机者”奔赴“低地”,甚至引发新一轮“高考移民”。由此,异地高考放开多大程度,门槛多高成为最集中的两个焦点。袁贵仁曾经透露,门槛设置应该考量下列因素:流动人口在输入地的居住时间长短、纳税情况以及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教育完整性。有京籍家长在网上建议允许外地户籍学生在京参加高考的条件为:学生有北京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籍证明;父母必须有10年以上的北京工龄,包括社保和工资纳税证明,不能补缴;住所证明:房产证或者10年以上租房证明(有街道+6人以上本地邻居证明+信件邮戳证明);独生子女证。在京籍家长聚集的E度论坛网上有人发问:“什么是父母有‘工作’,谁来界定?连续纳税、固定住房,这些由哪个部门来审核,会不会将来又催生一个办各种手续的黑色链条?”杨东平认为,这些京籍家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,这也是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但如果把连续学籍的期限合理拉长,就会扼制一部分投机行为。关键是要尽快出台政策,否则永远迈不出第一步。山东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政策规定,凡在山东省高中满三年的非户籍考生均可享受户籍考生待遇。一位曾经参与向教育部递交公开信的家长志愿者认为,因为山东是高考“高分”大省,加上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充足,连续几年高考录取人数递增,可是适龄生源却在减少。因此山东的政策对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城市可能不太适用,但可以把门槛适当提高,要求父母在当地工作、居住的年限拉长到四年、五年,甚至更长。孩子等不起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李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北京工作,他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在北京上学,但是全家人的户口一直在山西。李先生了解到,一些户口在外地的孩子,知道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,上到初中,甚至小学一毕业就回原籍上学。可是因为自己有北京“绿卡”,一直对孩子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抱有希望,也不愿意孩子离开父母一个人回到山西。可是孩子现在已经高二了,到底能在哪儿参加高考,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他和爱人都非常焦虑,孩子也经常说一些丧气的话,有时甚至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。“如果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,只能让孩子回到山西复习,借住在亲戚家。”李先生和爱人不打算让孩子出国,因为如果那样做,孩子的挫败感会更强,难免生出仇恨情绪。2008年1月,北京曾有一名女生因临近高考报名截止时间,可自己没有北京户口无法报名而服药自杀。虽然这名女生后来被及时抢救挽回了生命,但这起与户口、高考相连的恶性事件仍刺痛了许多人的内心。山东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政策规定,异地高考从2014年开始。一些非京籍考生的家长充满期待:“政策什么时候出台是个问题,什么时候实施也是一个大问题,孩子的教育等不起啊!”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赶上政策的改变。一位家长认为,北京是引进人才最早的城市,也是户籍政策卡得最死的地方,所以随迁子女面临的高考问题最早,因此应该提早开始。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北京市教委副书记、新闻发言人线联平。线联平说,目前还没有接到教育部的有关文件,因此北京市还没有相关政策。随迁子女居住地高考非常复杂,需要做扎实细致的调研工作,北京市正在抓紧做相关研究。一直关注高考公平的魏汝久律师认为,既然教育部已经明确时间表,现在关注此事的家长和教育界人士能够做的是,提出一些操作性强的建设性意见。他认为,北京、上海的政策难以出台,是因为会损害到原户籍居民的利益,当然这是一种地方垄断行为。针对北京的情况,他提出了两种模式,一是参照山东模式,允许达到一定门槛的考生在北京参加考试,不增加高考录取名额;二是通过计算,按非京籍考生增加比例,扩大录取名额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、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 (微博)教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给学生和高校更多的选择权,改变现在的“伪自主招生”,他提出:“当原有的高度垄断的高考录取计划体制不复存在时,户籍制对高考的绑架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。这个改革思路如果能够实现,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,就好像中国的学生申请美国大学,美国高校会要求学生拥有美国户口吗?”今年2月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。通知要求,今后出台有关就业、义务教育、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,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。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,为其他暂住人口在当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提供方便。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,该修改的认真修改,该废止的坚决废止。本报北京3月8日电 草案规定,与十一届相同,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36名,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12名,台湾省暂时选举13名。与十一届相同,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,中国人民解放军应选代表265名;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的12%左右;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1名代表;应选归侨代表35名。据新华社 3月8日,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,出席大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合影留念。本报记者赵青摄110条,两万余字,今天上午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向大会做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(草案)》说明,这部被称为“小宪法”的国家基本法律,交由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审议。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制定,1996进行了修正。16年间,佘祥林案、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曝光,不断拷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,来自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呼声渐高。王兆国说,本届人大以来,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议案81件。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,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,保护公民诉讼权利。此次修正案草案,将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写入刑诉法,对证据制度、强制措施、辩护制度、侦查措施等均作出规定,引起两会代表、委员热议。摘掉刑讯逼供的“毒树之果”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说,此次修改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。他提供了一份调查,这些年,有法学界人士做过研究,分析了二十起重大冤假错案,结果发现主要是刑讯逼供的结果。2010年5月9日,因为“杀害”同村人,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,由于“被害人”的突然回家,被宣告无罪释放。“教训非常惨痛,赵家为此家破人亡。这次草案明确规定,刑讯逼供得出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,这从源头上根治了刑讯逼供的发生”。王利明说,国外把非法证据称作“毒树之果”,“刑讯逼供就是毒树。”草案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,还增加了“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”,王利明认为,“这一点特别重要。”跨过律师“三难”关卡长期以来,刑辩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屡遭“会见难、阅卷难、取证难”三难,成了难以逾越的三道关卡。“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,完成了与《律师法》的衔接,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划时代意义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曾经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彭雪峰说。草案规定,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够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,改变了原来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“法律咨询”的情况。一些刑辩律师有过惨痛的教训——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遭到侦查部门强力抵制,形同虚设,加之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,刑辩律师执业环境日趋恶化。彭雪峰说,全国律师协会年年呼吁,此次看到草案,作为律师他感到很欣慰。全国人大常委、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对此处修改给予高度评价:整个修正案中条款最多、变化最大的部分是律师权利扩大,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。”“保障律师的权益,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就能更平衡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说。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不仅仅写在纸面上?今天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说,“草案中规定,如果有关机关违法阻挠使律师的执业权益受到侵犯,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。”证人出庭才能质证交锋慕平说起了一件自己当法官的判案经历。曾经有一个案件被认为是证人必须要出庭。那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抢劫案。两个犯罪嫌疑人准备一起进入住户家盗窃,没想到被事主发现。结果事主被他们打死。在两个犯罪嫌疑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,这个案子被翻案了。原因很简单:当庭就看到两个人被刑讯逼供的结果,手腕都青了。当时合议庭休庭,要求公安人员必须出庭才行。但最终,公安人员拒绝了出庭。最后这两个人没有被判死刑。慕平说,在重大刑事案件中,证人基本不出庭。刑事司法实践中,不仅没有法律规定强制或者保障证人出庭,实践中证人出庭还经常受到威胁和打压,公诉机关往往在法庭上以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。此次刑诉法修改,规定了保障证人出庭的相关制度。比如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,并且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,证人都应当出庭。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,要作为证人出庭。对鉴定意见产生异议的,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,并首次确立了证人保护制度。全国人大代表贾春梅说,证人不愿出庭往往和证人安全权利没有得到法律保障有关,刑诉法草案加强了对证人保护措施,实践中需要得到细化,如遮蔽证人脸部、改变声音等。草案规定,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,不能为了逃避,找种种借口不出庭。“如果这样,诉讼难以继续进行,可能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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